横店报道两篇:《隐于幕前》、《国王在领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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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篇报道均刊于《人物》五月刊,欢迎购买杂志,手机阅读无法充分感受排版与图片的精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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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隐于幕前

  横店群演故事,光影世界、阶层落差与明星梦

文|谢梦遥


  关于横店群演行业,有些事情是订立在演员公会的文件上,有据可查的:群演每个工80元;超过8小时,每小时加10元;没穿戏服就地遣散算半工,一旦穿上戏服,就算全工;演清宫戏要剃光头,加40元;剃鬓角(往往要把两侧的头发推光),加10元;躺尸费10元;抬轿费10元;淋雨10元起;脸上抹灰涂血10元起;超过午夜12点,10元;转剧组,30元;披麻戴孝,10元;导演临时加戏或者换人,要群演开口说话,30元,但「冲啊杀啊」的水词不算。所有费用,公会提成10%

  有事情不在明面上,需要身在其中才知道。10元只是起步,淋小雨、淋大雨、夏天淋雨、冬天淋雨,脸上是涂一点灰,还是把那种黏稠的血色糖浆抹得到处都是,价格肯定不一样,看群头怎么和剧组谈了。今年大年初三夜里,横店降到零下几度,剧组要拍淋雨戏,40多号群演集体反对,最后只有靠把地上打湿,在镜头前拿喷壶洒水实现效果。过年时候人少,什么都涨价,40块钱没人愿意剃光头。80100,提价到150元,《如懿传》剧组最后才凑够了脑袋,先前就剃头的人可同样拿150元。

  女孩剃光头价格又不一样,演尼姑,一颗脑袋价值6000或一万元,但这种情况肯定有近景,要挑人,个子要高,长相也要过得去。那些打算攒一笔钱就回家的女孩会报名,因为短发很难接戏,但凡宫廷戏都要盘头。公会对女性注册一刀切,必须长发过肩。不够长,去接发吧。

  而有些事情,需要经历很久之后,才能体会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抵达这种感受。

  新鲜的,过瘾的

  齐传永低着头,懒洋洋地坐在一块石头上,大刀摆在一旁。刀柄是木头的,刀身是刷了银漆的塑料,颇为逼真。整天都在飘着毛毛细雨,地上湿漉漉的,身上也黏糊糊的,全是汗。他非常困乏,这真是漫长的一天,几十号人天还没亮就集合出发,来到这片山拍外景。时至下午4点,看起来远未结束。像他一样包着头巾、身穿乡勇服饰的男人们,零七八落地或坐或躺,兵器散落一地,有如经历了一场败仗。这一天下来,他们已经在山路走了多个来回,拍下山出征的戏。而作为本场戏主演的刘佩琦、曹云金下午才从宾馆来现场,拍了几个镜头,就去棚里喝茶了。

  这是2016年的8月,齐传永来横店两个月了。他刚刚30岁,但粗看起来年逾四十,严重谢顶。这样倒好,报光头戏的时候,完全没有顾虑。

  雷胜财也报了这部名为《龙之战》的古装片,他不肯剃光头,只肯剃掉鬓角,去演那种戴着斗笠的清兵。他的戏份主要在一座庙里,烟饼点起来,环境立马有了一种年代沧桑感。每个人都假装很忙,有喂马的,有擦兵器的,雷胜财最惨,负责扛麻袋。同一个麻袋做着两点一线折返运动,上去,下来,上去,下来。工种没得挑,导演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  成为一名群演,几乎没有门槛。办好本地银行卡和电话卡,拿到暂住证,去演员公会注册就可以报戏了。适应于这个行业的流动性,本地租房也是一月一续。从前日子苦,镇上青年客栈的老板惠祥意对《人物》回忆,他2002年来横店当群演,每天才12元工钱,饭都吃不饱。那一年距离「故宫」(即影视基地明清宫苑)全部完工还有4年;距离尔冬升以横店为素材启动拍摄《我是路人甲》还有11年。这让他有了某种优越感,觉得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是为艺术来献身的,现在「社会闲杂人等都来了,你都不知道她在哪个洗头房、红灯区干过」。

  群演中确实「藏龙卧虎」。一个浑身纹身、有吸毒前科的「社会人」,开着奔驰陪着老婆来了横店,老婆有抑郁症,他只想满足她的戏瘾。一个自己不抽烟,但随身带着好烟逢人就递的山西小伙子,天天住高档酒店,他家里是开煤矿的。一个口音奇怪的香港人。一个身高两米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。一个名片上印着「张艺谋的小舅子」,自己带把导演椅去片场坐着的家伙。以上都是惠祥意遭遇过的人。一位副导演告诉《人物》,有次面试角色,他添加对方微信,竟然发现,「不止认识,我消费过」,好友备注显示,那是杭州夜店的一位坐台小姐。

  但一般而言,更多的群演是像齐传永、雷胜财这样的普通打工者。齐传永是安徽人,做过汽车装潢,在芜湖工厂干过,「流水线一站就是18个小时」,想着来横店散散心。雷胜财是来自广东的电子厂工人,也曾干过餐馆服务员,看过《我是路人甲》的电影后就萌生了亲自试一把的想法。横漂故事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,驱赶他们的是好奇心与一时冲动,而非企图心与周密计划,然后,他们畅通无阻地一路进入到这里。

  初来乍到,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
第一天演戏,齐传永的角色是个日本鬼子。服装要自己穿,他连打绑腿都不会。好几次,他在拍戏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笑起来。「不许笑!不许笑!」导演气得直骂。再多拍一遍两遍,也就过了。

  那些只能出现在荧屏的明星,可以在现实中见到了,尽管只能远远地看。「文章应该没有超过17吧。」齐传永说。像他一样,群演们普遍致力于明星的身高打假。「像那个张睿,具体的身高都不知道。但那天我们去,这么高的增高垫。」齐传永把食指和拇指尽力地伸长,为了补上《人物》记者的知识点短缺,他善意提醒:「张睿是新版《还珠格格》里边的五阿哥。」

  短短几个月,雷胜财已经见过了吴秀波、刘涛、柯震东,「我还见过鹿晗,够火了吧,火得炸天了。我觉得他长得也不怎么样。」本场拍摄的曹云金,在他眼里根本不算明星。目前而言,赵丽颖是他的女神。他下定决心,女神在场的通告一定要报。报戏就像买彩票,不到现场的一刻,群头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戏。但他摸到了门道。通过公开的组讯,他可以知道女神的剧组在哪个宾馆,只要集合地在那里,尽管报名就好。

  一个叫张超超的胖子说,他最过瘾的一场戏,是跟着一群人围着冯远征骂。「平时谁能够骂明星啊。」他心里乐开了花,但还要假装很生气。他挤到最前,得到镜头的正面拍摄。

  相较以往,如今是横店群演最好的时代。几年前还流行「打白条」,拿着群头签名的条子,等着结算日才能领钱。现在工资都打到个人账户了,半月一发,从不拖欠。拍戏超过晚7点,如果没有车接送,就要发车补5元。钱虽少,几个人用滴滴快车拼一单,也足够了。更何况,今年还冒出了共享自行车——与大城市里主流颜色有所区别的绿色本地版,一块钱就够了。放在以前,黑摩的是主流,2013年来横店采访的记者杨林记得,车身上尽是堕胎和整容广告。

  达成,等待

  轿夫,达成。狱卒,达成。死囚犯,达成。武僧,达成。进京赶考的书生,穿皮靴的日本军官,手握砍刀的侩子手,达成,达成,达成。

  随着时间推进,齐传永完成的角色清单在不断增加。他本来只是打算来横店晃一圈就走,但他现在留在了这里。众多角色中,他最喜欢演嫖客,「两个女孩子这么一搂,多舒服啊。」有人会趁机揩油,他从未这么干过。他是个老实人,手轻轻地搭着女孩。

  他记得清清楚楚,至今总计演了3次嫖客,年代戏一次,古装戏两次。谁不想演嫖客啊,但不是想演就能演的,雷胜财又黑又瘦,看起来实在不像有钱人,他一次都没演过。

  分配角色自有套路。个子太矮的人,别想演大臣了。太监要皮肤光滑白皙——脸上坑坑洼洼的海南人吴育波说他从未演过太监。但他演过尼姑,那天本来是演和尚,但女生不够,他个子又小,就让他站后排。有场抗日剧,导演让群演站两堆,17以上演伪军和八路,17以下演日本鬼子。

  来这里的第一天,齐传永谁也不认识。现在,他有了十几个朋友。晚上凑三四个人打牌,不是难事。但他愿意借出200元钱的人,不超过5个,如果金额提到2000元,就一个也没有。这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行业,人转眼就可能从这流水席上抹嘴而去。他吃过亏,有人管他借了50元,一直不还,后来还想再借更多,他索性不要钱了,将他拉黑。

  雷胜财住在近乎贫民窟的房间里,没有空调与热水,网也靠偷蹭邻居的。卫生间公用,脏得令人作呕。门锁和窗户都坏了,但他无所谓,家里除了一个脏兮兮的床垫,就只剩几件破衣服了,他把钱包带在身上。齐传永的房间是精装的,空调热水网络全部都有。这两个房间的月租差了近3倍,但其实也非常接近,220元与600元。

  短信和QQ报戏的年代已经远得仿佛一个世纪了。现在,报戏通过微信群进行。群演们的微信名大多为实名。略显怪异的是,他们的名字后面,跟着一长串的数字。雷胜财的是9001180698024;齐传永的是8601178549884。看起来毫无规律。

  一定意义而言,这组数字就是群头在挑人时需要知道的全部。前四个数字是出生年月,接下来三个代表身高,最后是演员编号。群头发通告时仅短短几句话,需要人数,集合时间地点。特殊要求包括剃光头或鬓角,以及身高。同一个群头,会建立好几个群,群名极其简单粗暴,顾名思义,「光头群」是为了拍清朝戏的,「帅哥靓女群」则对颜值需求较高。想报名就说话,如果被挑中,群头会@你说,来吧。就这么简单,没有废话。不要在群里随便聊天,话多的人会被踢出去。

  齐传永自始至终是「光头群」的忠实成员。虽然明显不够标准,他还是混进了「帅哥靓女群」。他尽可能地多加群,这样挑选通告的机会可以握在自己手里。微信名里他的身高显示为178,但其实与明星一样,这里面有水分。不同之处在于,那短短几厘米,正是他赢得一个工作机会所需要的距离。

  虚报身高其实非常普遍。女生165,男生180,是横店报戏的理想身高,但报称符合的人远远大于真正符合的人。「很多155的女孩子,真的敢往资料上写165。」导演李海鹰说。虚报的风险在于,到了现场,可能会被退回,白跑一趟还一分钱没有。

  横店有很多游客。但对于当过一阵子群演的人来说,想分出大街对面走来的人是不是自己人,一点不难,那不仅仅是一种直觉。如果是女生有黑色长发(群演不能染发),男生晒得黝黑,那就多半是了,如果还提着一把折叠椅,那就一定是了。

  在片场,等待是常态。角色演员尚对何时上场以及演多久,有大概预期,群演则是随时待命。而且作为「移动道具」,他们往往会被使用到最后。最多一次,齐传永一天换了四套戏服,扮演四个不同的路人。他也买了一把折叠椅,他再也不用像初来乍到的那个夏天,傻乎乎地坐在石头上了。

  他也总结出一些规律,「人多的用得多,人少的用得少。」具体来说,一堆群演领戏服,有人演士兵,有人演侍卫,有些演太监。如果演士兵的人多,使用率就会高,想轻松点就别领士兵服。这也许只是他的迷信,但另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,排队领衣服往后站的,都是老油条,因为服装有时不齐,排在最后的人就用不上了,坐一天照样拿钱。雷胜财承认他经常这么干,但齐传永不会。

  不要偷懒,他告诉自己。「来了嘛,就是要拍戏嘛。」

  来了横店半年以后,第一部他参演的片子《骡子与金子》上映了。他兴冲冲地去找自己,根据剧情介绍,估出所在的集数。这部戏里,他演过国民党、红军、老百姓、土匪、小偷和商贩,多数在镜头外,或者远景里,根本看不到。所以,当他终于找到自己的那一刻,他非常激动,还截图发给朋友。其实镜头不过一扫而过。「模糊的那种,只有你自己知道,别人不知道。」

  粗粝的,煎熬的

  并不全是美好。随着新鲜感消退,那些更加粗粝的、煎熬的体验出现了。

  夏天穿盔甲是所有人的噩梦。横店的夏天跨度长,最高超过40度。那盔甲虽是塑料的,但也重达几十斤——单手难以提动,严严实实把人包裹起来,汗全沤着,真是难熬。雷胜财参演过的盔甲戏,至少有两人晕倒过,「就像中枪一样。」水是管够,有的剧组还提供绿豆汤。盛汤时候,人像苍蝇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叮上去,有汗直滴落锅中。

  爆炸戏同样恐怖。初次经历的人,都会被吓到半死。有的剧组为了造成逼真效果,一些炸点不会告知位置。土弹还好,崩出碎草与泥渣,火弹比较危险,火能蹿几米高,周围空气都会变得极其灼热。有场爆炸戏,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全部炸完后,过了十几分钟,又有一个坑炸了一次。

  最要命的是,你无法避开这些戏,通告里看不出踪迹,基本只能靠运气。

  「老师」是横店的高频词。所有人都可以互称老师,服装老师、化妆老师、场务老师、群众老师。群众和老师连在一起,一位群演自己都觉得好笑。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客气,作为群演,被人吆喝、催促是经常的事情。齐传永被骂过十几次,也许几十次。有时确实是他做错了,有时,做对也会挨骂。有一场单膝下跪的戏,他和另外一人姿势完全相反。导演骂他笨,但他是按礼仪老师先前所教而做。最后搞清楚,导演确实骂错了人,他向齐传永道歉。

  但更多时候,骂你是不需要理由的,只源于指挥混乱。「现场管理的很多,这个人叫你这么做,那个人叫你那么做,你到底听谁的,这做错了到底算谁的。」齐传永长得面善,也非常听话,倒是从未出现有人对着他鼻子指骂的现象。

  与其他工作环境相比,剧组的人似乎特别喜欢骂脏话。脏话是一种魔法,带来恐惧与臣服,令骂人者自众人之中升腾而起。少了脏话加持,那种权威感就消失了,他变成了和群演一样的普通人。

  一部戏刚开拍时,衣服鞋子都是新的,但很快就变得脏臭了,为成本考虑,剧组很少换洗。有时,衣服鞋子发下来,里面还是湿的。好几次打斗,都肇始于群演要换装,管服装的人不让,口角而起。

  有一次,雷胜财感觉自己将要窒息在一张臭鼬的皮里。那衣服散发着巨大的狐臭。「我受不了。我受不了了。」他嚷嚷道。在他坚持下,对方给他换了一件。另一次,衣服全是湿的,时逢冬天,他转身就走,钱也不要了。「对谁不好,要对自己好啊。」他说。六七十个群演,像他一样走掉的只有六七个,其他人选择忍受。

  「看到各种不公平啊什么的,你不能计较。」齐传永说,他从未因为服装问题而离开。衣服确实没办法,至少鞋子可以自备。通过淘宝网,他买了一双靴子和一双布鞋,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需求。拍清朝戏用靴子,拍年代戏则用布鞋。只有汉朝戏例外,那种布鞋款式,网上根本没有,他只有忍着得脚气的风险,去穿那些臭鞋子。

  忍气吞声可以找到各种原因,齐传永脾气好,能吃苦,耐力强,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,权力悬殊。片场是个阶层分明的社会,差别对待非常明显。据导演李海鹰说,以前群演只能坐地上,特约演员才能坐椅子。「群众拿椅子坐,群头要骂你。那时候特别守规矩,不像现在。」

  明星是在权力链条顶端的人,想要合影很难。一般而言,只有杀青那天可以名正言顺地合影。但雷胜财的一个朋友还是遭遇了挫败,当他想上前和刘诗诗合影时,被助理拦了下来,理由并非时间有限。「你长得那么丑,就不要合了。」这件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雷胜财那位朋友的笑柄。

  外界很容易把武行与群演混为一谈。但在横店,前者是私人承包,不归演员公会管辖。武行极为反感被误认为群演。「群演他敢摔吗?因为他没有武术的基础。」武行史中鹏的话具有典型性,更何况,「(剧组)不能跟我们发脾气,我们练武术的脾气很大的。」

  关于场务和群演谁地位最低,是一个可以永远辩论下去的话题。「场务是剧组里面最低一层,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他,所以他是最累的。」齐传永说。但场务日薪一般有200元,还是比群演高。

  进阶之路

  对于群演来说,特约演员(特约)是他们力求进入的更高阶层。特约每天150元起,按照价格不同,又分为小特、中特、大特。

  齐传永早知道特约的存在,但很少看群头在微信中发特约通告。直到在横店待了3个多月后,他才搞清楚,这是要靠给剧组副导演送资料才能获得的机会。

  所谓资料,就是一张A4纸,印有个人信息与剧照。横店有大量的照相馆提供这种服务,一块钱一张,还可以提供剧照造型拍摄。拍好照片不难,送出去却要再做一次心理建设。雷胜财也做过一次资料,他做完就后悔了,觉得还不如买几瓶饮料。「你说你是北影毕业的,有点演技的,过来试一试,有可能导演能给你活个一两集的那种小角色。」

  最终他一份也没有投出去,他决定「安于现状」,不要给自己施压。「明明不可实现的东西,非得要去实现吗?明明扛不起的东西非得扛吗?这样活的不是很压抑嘛。」

  在20169月底的一天,齐传永拉上一个朋友,开始行动。剧组都住宾馆,副导演的房间贴着告示,接收资料时间一般在下午1点半到晚7点之间。

  「你可以剃光头。好。」有人在资料上做了记号。

  有人打量他和他朋友。「你178,他175。你怎么比他矮啊?」

  「先放在这里吧,有合适的联系你。」有人连台词都没让他试,就对他说。后来他知道了,这句话就等于拒绝。

  等了两个星期,第一个机会来了,开价500元,让他演一个和尚,而且还要说几百个字的台词。头天晚上他拿到了一段并无前后背景交代的台词。他背了一晚上,自认为记得极牢。但第二天一开拍,还是磕磕绊绊。他不可控制地紧张,眼神也飘得厉害。喊咔了两次,录了一个半小时总算录完了。好在不是同期声,导演要求也不严,表情、动作做到位了就行。那个角色的要求也解救了他,他演的是一个言语闪烁、怯生生的和尚。

  大多数人发的资料都会石沉大海,齐传永首次发出的10份里却中了两份。这得益于他可以演中年人——这个年龄段的竞争小得多,得益于他「178的身高」,但更多是运气,他后来没再拥有过这种几率。

  2016年他获得了十几次特约机会,今年头4个多月,就几十次,多是扮演大臣。他逐渐有了个外号,「陈佩斯」。他五官确有几分像,剃了光头更像。他觉得这样挺好,更容易被人记住。成为特约后,他享受到了甜头,绑腿不需要自己打了,负责服装的人会帮他。

  一个尴尬在于,即便当特约,在镜头前调动他的那个口令仍然是,「人走」,而非「开始」。这两个词先后发生,当执行导演喊「人走」,场景中的其他人就行动起来,喊「开始」,才轮到主要人物,戏才算真正开始。他最高的一笔收入,停留在第一笔收入,500元。而且,后来的这些特约,几乎都是没有台词的「哑特」。

  齐传永用心经营着他的微信朋友圈,常常更新拍戏的剧照与视频。他解释说,目的仅仅是让圈子里的人看到,未来有合适的戏可以找他。其实,这个微信是单独注册的,是个仅限于横店的闭环。他在这里的人生,只有几个家人知道,从前的朋友并不知道。「拍戏怎么说,感觉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不务正业。」他随后又补充道,「既不光荣,也不丢人。」

  一定意义而言,特约与群演的分水岭,是在你跨入横店的那一刻就决定了。最近几年,越来越多的演艺专业的学生来当横漂——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,这些漂亮的男孩女孩们,几乎无需经过群演历练,很快成为特约,进而是角色演员。齐传永已算是群演中的突围者。

  而调转视角,从导演李海鹰的角度看,从群演到特约的进阶,不过是小圈子之内的自我实现,「300500,我们一听到这个价位的人,我们就知道这是说一两句台词的人。基本上我们会放在不会演戏的那个(类别)。」

  「他是有形象的群众,但他演的还是群众戏。」他说,「什么群众啊、特约,在剧组人眼里,都是统一喊群众。」

  只有群众,没有演员

  一次又一次的,人们提到《我是路人甲》,那部全部启用群演当主角来完成的电影。很多群演说,那部片正是令他们出现在横店的原因。2016年,横店群演人次达到57万次,日均可调度人数保持在2500人以上。

  横店群演中从未出过真正的明星,作为该片男二号的沈凯,现在却是横店的明星。与《人物》记者吃夜宵时,他背坐于饭店一角,接连有几波人认出他来,喊他「凯哥」。他是横店的名片。演员公会频繁请他座谈,还两度将年度特约演员奖颁给他。雷胜财极为关注他的新闻,知道他在《三少爷的剑》里出演了几秒。

  沈凯当过网剧的主角,但更多的身份是一名特约。在采访中,「这个圈子非常现实」,是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。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好好地谈恋爱啊,这个地方会碰到很多像(电影中)我这样热情的人啊。哪有这么多热情的人啊。」他笑着说。

  人们很容易忽略故事的全貌。大概出于某种危机感,沈凯至今住在300元月租的房子里,和雷胜财一样,没有空调,没有热水。他的薪酬超过一般特约,但却不是能够天天有戏。他与大明星一对一搭戏,但同样也会在镜头移开后被对方完全无视。他也曾幻想过,成为院线大片的主角,但那些虚幻的泡泡已经破灭了。真诚地相信一件事,并不代表这件事就是真的。沈凯非常努力,而演艺圈的残酷真相从来都是,努力并不能必然带来成功。

  「毕竟来横店拍戏,主要角色都在北京定完了,跑到这边全是小的。」他说,「其实横店还是有挺多人会演戏的,但是在外面所有的人眼里面,横店只有群众,没有演员,这就是现实。」导演李海鹰估计,不算空降者,横店起步的演员单日片酬能在1000元以上的不超过50个。

  但离开横店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徐小琴也是《我是路人甲》的主演之一。片子上映后,她想过去北京,但现在她还在这里拍网剧。她对自己说,如果未来离开,再也不会回来。

  沈凯与徐小琴离北京还有一段路。而齐传永和他们的距离,是「人走」与「开始」的距离,是在电视剧露个脸和活上几集的距离。这个距离比横店到北京更远。

  问群演们,拍过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,他们给你的答案,一般都不会是他最满意的那场戏,而是最艰难的一场戏,或者赚得最多的一场戏。两者多数情况下是一回事,时长与酬劳成正比。

  一年下来,齐传永攒了七八千块钱。他将5000元寄回老家。他春节都没回家,在这边拍戏。参演电视剧播了,他不再从中找自己。当他看到明星的时候,他感觉内心平静,「跟我们一样拍戏的,就是钱比我们多一点,比我们舒服一点而已。」他不想成为他们。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想演皇帝,这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梦想,如果只是一个镜头不多的昏君,特约就可以演,酬劳基本等于一个台词多一点的店小二。他有一次很接近这个机会,但因为不够白胖而作罢。

  雷胜财极为节俭,但他在横店的日子没攒什么钱。他也感到,自己越来越懒散。早上起床,下午收工,不接夜戏。不用对角色负责,也没什么精神压力。至今他也没有获得过说台词的机会。但至少,当初他那么想见的女神赵丽颖,已经见到了,而且是好几次。他做着打算,今年底之前一定离开这里,回工厂打工。

  就像一茬茬的青草,旧的去了,新的又生长出来。4月底的晚上,在一个名为「晓马云演艺工作室」所开设的群演培训班上,30多位年轻人坐满了课堂。这类工作室通过提供影视周边服务营利,免费课程助其扩大影响力。大门敞开,任何人都可以坐进来。对于未来,每个人显得又激动又期待。马云的头像印在墙上的海报上,好像这位巨富也是从群演中崛起。

  当老师大声地问所有人,来横店的目标是什么,有人首先说,「演好明天的戏」。在当时的场合下,这个答案竟然有一种答非所问的错觉。尴尬的气氛持续了几秒,然后,其他的声音出现了。

  「进入娱乐圈!」「出名!」……

  他们的正前方的那面海报上,写着几个大大的红字,「主演非我莫属。」

  (《博客天下》记者裘雪琼、实习生黎诗韵对本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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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王在领地

 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审美、趣味、商业敏感与民族主义驱动的宏大野心。(推荐阅读图书:《徐文荣口述:风雨人生》,非常精彩,一点也不枯燥的故事会。)

  文|谢梦遥采访|谢梦遥
单琦编辑|赵涵漠

  在横国

  这里被称作横国是有原因的。红色的城门打开,是开阔的广场,穿过中庭,巍峨恢弘的秦王宫出现。护卫、宫女穿梭其间,如果运气好,你可以见到公主。

  古代与现代,刀枪剑戟与自拍神器,王侯将相与游客,铜板与人民币,衙门与快捷酒店,所有矛盾对立物混为一体。依靠步行(或者出租车)而不是时光机器,你可以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穿越。横国是魔幻的,最多的「皇帝」在此登基,无数「史诗级战争」在此发生。

  古装戏的拍摄集中地,并不是横店——这个浙江东阳辖下的小镇被称为横国的唯一原因。拥有影视城的横店集团,某种程度上看来,是一座自成体系的小型王国。从幼儿园到大学,从医院到党委,集团创立并拥有这一切。横店集团不只是一个民营公司,它是小镇生活的方方面面:污水处理,自来水供应,路灯照明,道路铺设……最新项目包括一座机场。

  如果不是被问及,很少有横店人会提到,屡屡登上中国富豪榜的复星集团创始人郭广昌,也是出自横店。此处几乎没有他的印迹,一个横店人对郭广昌的最近印象停留于郭母的白事,不论是谁,只要去鞠躬就发红包两百块钱,「群众演员全挤到那里去」。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个名字。

  这个名字出现在许多能长久存在的事物上:横店影视文荣奖、文荣医院、文荣中学,文荣基金会……他的家在这里,他所有的创造在这里。事实上,长子徐永安已经在2001年接班横店集团,但作为创始人的徐文荣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「他几个儿子我都不认识。我就认识徐文荣。太厉害了。」在横店漂了9年的武行演员史中鹏说。

  现在,83岁的徐文荣坐在他挂着「中国梦」牌匾的办公室里。他没有名片,名片对他而言毫无意义。与预设的那种不怒自威的长者形象不同,他感觉上更像一个负责调解的居委会干部,嘴角时常浮现微笑,话多且密。在《人物》的采访中,他用了20分钟谈论对清朝三位皇帝的看法,他想表达的内容一定要坚持说完,自带设问与回答。他认为清朝是最伟大的一个朝代,因为「中华民族的版图是清朝定下来的」。他痛恨和珅这样的贪官污吏。

  交班之后徐文荣创立并领导着社团组织「四共委」(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)。「四共委」不属于集团,不进行经营活动,承担投资与慈善的功能。这是一个名字略显奇怪的机构,但他是来自于那个「公优先于私」时代的人,时代影响着他的生活与思考方式。

  这个横店最著名的人,也可能是全横店最勤奋的人。早上8点半,他一定准时坐进办公室,直至下午5点半离开,其间医生隔几个小时为他测量一次血压。等着向他汇报的人,有时会在办公室外排起队来。一周七天,他天天上班,按点吃饭。他的办公室主任,也是他事实上的贴身助理,因此也没有周末一说:每天早7点就赶去老爷子家中见面,陪他与妻子「打老K——那是老爷子最爱,一起吃早饭去上班,晚饭后再打一阵牌,9点离开。这一点上,长子徐永安的生活更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者的日常,他工作日经常加班,晚饭时间很不固定,但假日一定属于自己。

  如果没有对古代建筑的规模化复制,横店将会怎样?也许这里依然会有五星级酒店与星巴克,但横店远不会像今天这般鼎鼎大名。倒退至1997年,徐文荣已当选全国人大代表4年,他独创的社团共有制被经济学家热议了好几年,褒贬不一,为电影《鸦片战争》打造的广州街也建成了,但中国地图上仍找不到横店。那一年,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邀请陈凯歌来横店,后者从未听过这个地名。「那东阳知道吗?」「东阳也不知道。」直至说到东阳隶属的金华市,陈凯歌才有了概念,「金华出火腿。」

  时至今日,「横国」一片欣欣向荣,不同朝代的城池林立。大量剧组来取景拍摄,而在此基础上,横店又衍生出文化旅游产业。不少街道依据周边场景而来,清明上河图路,都督街,秦清路,长征路……路上撞到明星可遇不可求,但房车随处可见,根据车的豪华程度,你可以猜出里面坐着的大腕量级。2016年,横店有271个剧组入驻,实现旅游人次1782万。这很容易让人忽略横店集团是个年营收达631亿元、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航母型企业,重点板块在于制造与金融,影视与旅游的产值不及整个集团的10%

  远离影视城的具体事务多年,徐文荣对相关话题仍然颇有兴趣。他本身是个电视迷,以前喜欢看古装戏,现在则对历史年代剧充满热情,最近在看《海棠依旧》。至于玄幻剧和穿越剧,他了解很少,只能说到《聊斋》。几年前,抗日剧大量涌现,不乏剧情离奇粗制滥造之作,但徐文荣似乎对媒体的嘲讽缺少感知,对于横店变成抗日剧的生产地这一事实,他认为「应该骄傲」。

  谈起中国影视的未来,徐文荣雄心勃勃。「美国的老大,你们已经走下坡路了,」他用第二人称语气对《人物》说,仿佛对面坐的是一个美国人,「你们做的内容没有号召力,没有思想性。至于高科技,做也不是你们美国人做的,犹太人比较多,中国人也有。」横店已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影棚,徐文荣打算建到50个以上,他表示横店绝对要超越好莱坞。

  硬件或许值得自豪,但不可否认,中国影视的整体口碑正在滑向谷底。滥用替身、抠像合成正在毁灭表演这个行业,电视剧的主演档期紧,就只能用这种方法解决;网络大电影的风行降低了拍片门槛,但粗制滥造之作也大量涌入。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上映后,就有相似题材的14部「网大」在横店开拍,蹭热门IP。一个「网大」导演承认他拍的都是烂片,「99%的评论都在骂」,但短短几年靠视频平台流量他已赚到500万元。至于那些比着烧钱的院线电影,票房的确不断刷出新纪录——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亿元,但鲜有经典之作,对大牌导演持嘲讽态几乎成为网友们的政治正确。

  对于现实中的种种荒诞,徐文荣并非没有察觉。「我们没有理由禁止。因为拍戏是他们都批准过的,他有他们的权利,我们只提供景。」他对《人物》说。

  农民造城

  徐文荣的官方介绍中包括有高级经济师、高级政工师、经济学客座教授——多种荣誉职务加身对所有功成名就者不会例外,但他乐于称自己是农民。相比那些虚高的名号,农民才是一个可靠的标签。如果你只是看他的现状,很难把眼前这位有着大量随同人员环绕的富翁,与那些如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徙,或者在田地中劳作的劳动者视为一体。

  他对外国媒体保持警觉。曾经美国记者采访中数次问他是不是横店的「皇帝」,徐文荣勃然大怒:「什么意思?横店不是我个人的,是大家的,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横店。」

  他的创业之旅开始于1975年,由横店大队书记(相当于现在的村支书)调任,靠借款办起的一间丝厂。他确实有着乡镇企业家们的惯有特质,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热爱书法,向他求字者甚众。他的字颇具辨识度,永远歪向一边。横店一处人造景观「瑶台胜景」的碑文就是徐文荣所题,经他人稍微加工摆正。

  徐文荣乐于开会,即便耄耋之龄,每次开会都兴致勃勃地发言一两个小时。最近一次的「四共委」有几百人参加的全体大会,他讲话到一半,太太打来电话,他在台上接听,就连坐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:「老婆,快结束了,我马上就回家吃饭。」全场大笑。

  1996年,北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张大帅作为《鸦片战争》剧组成员,参与建造横店第一处拍摄基地——广州街。那年底,临近退休的他回到北京后,徐文荣登门拜访。「你当厂长」,徐文荣说,他请张大帅到横店「搞文化、搞旅游」。

  「我说我怎么当厂长啊,我又不是搞工厂的。他不太了解电影这方面的事,他是企业家。」后来担任影视城总设计师的张大帅回忆说。

  他将见识到真正的「厂长」。当他加盟横店后,在徐文荣的办公室里,他看到一屋子的电视,每块屏幕对应一个工厂的实时监控。「哪个厂子什么情况他都知道。他每天骑自行车,后来自己开车,每个工厂去转一圈,事无巨细,全都亲自为之。」

  这些都是表象,最终指向的问题只有一个:农民徐文荣,是如何造出影视城的?毕竟,很多过往的经验都显示,农民野心勃勃的创造,在审美与工艺上并不符合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期待。

  现成的建筑图纸。至少对于最先修起广州街,这才是答案的关键。广州街是《鸦片战争》的美术师邵瑞刚早设计好的。

  关于横店影视城的起点,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。谢晋想拍香港回归献礼大片《鸦片战争》,在全国各地造景无门,最终求助于徐文荣,双方一拍即合。横店所在的东阳,正是盛产能工巧匠的木雕之乡,不愁人力。上百个工程队同时开工,3个月后,广州街拔地而起。除了官府、民宅、当铺、赌馆、妓院、烟馆等160多座建筑,还包括珠江口岸,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广州的市井风貌。

  在张大帅对《人物》的讲述中,过程大致如此,只有一些小小的偏差。1995年底,他随谢晋去东阳卢宅选外景,消息被徐文荣得知,主动邀请他们顺道来横店。那时,徐文荣已经建起封神演义宫、大智禅寺等旅游景点。这些景点对外吸引力有限,名字也不伦不类,比如大智禅寺所在地被徐文荣命名为「天堂村」。

  在酒桌上,徐文荣非常热情,承诺为谢晋造景。双方相谈甚欢,但张大帅回忆,离开时导演一上车,就双手一甩,「这地方怎么拍啊?没法拍啊。」

  一切原本可能就在那一刻结束了,但徐文荣视锲而不舍为一种美德。他原本不知道谢晋是谁,但他知道香港回归是件大事。「人家紧着来追,紧着问。他们追到了北京,又到了上海,咱们谈。」张大帅说,「谢晋个性也很要强的。结果呢,就谈妥了。」

  只有一点小小偏差:一个版本里,徐文荣没有拒绝送上门的机会;另一个版本里,他用尽最大努力去抓住机会。

  广州街的真实建造时间超逾半年,当然按徐文荣的计算方法也没有错,除去风霜雨雪等恶劣天气影响,他对外宣传用时3个多月。事实上,19968月,开机仪式启动后,广州街外观已成,内部修建还在进行。因为电影要求同期录音,一旦拍摄要拿着对讲机喊话,让施工队暂停。

  谢晋心气极高,每个部门都要调用业内最好的人选——这也是张大帅被选中的原因,他与导演分属体制内不同电影制片厂。在制景细节上,谢晋也近乎苛刻,筑墙只能用青砖,红砖不可以,屋顶瓦片要用木柴烧制。道上的石板,一定要真的、旧的,新烧好做旧的不可以。

  徐文荣唯有派人去偏僻田野挖旧坟,去到各个乡里购买砖瓦。「当时都开着拖拉机,还翻下去十来个人。」他回忆,「实际上青砖价格又高,筑起来以后,只露了一点点出来,不要那么多。我说你们真混蛋。」他承认,后来由他主导造其他古城,不必要的细节可以变通。

  广州街之后,他创造的第二个景观是为电影《荆轲刺秦王》量身打造的秦王宫。本质而言,这仍然关于如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。1997年,张大帅刚刚入职徐文荣旗下,他从北影厂一个朋友处听说,导演陈凯歌的团队,用4年时间考证、制作图纸,但由于资金出了问题,河北易县的景没造起来。汇报后,徐文荣让张大帅马上去见陈凯歌。当时交通尚不方便,张大帅坐班车去杭州,结果没有航班,他再去上海,买第二天最早一班飞机去的北京。

  有了《鸦片战争》的先例,陈凯歌对于由横店来接手造景的提议,表现出兴趣。徐文荣知道后趁热打铁,「他们不用来,我们到北京去。」在北京的一个宾馆里,双方见面,合作促成。

  「开始的时候,我们也不会设计。我们负责建筑,出钱。」徐文荣说。至于把场景「做旧」与内部陈设,是剧组需要考虑的事情。

  秦王宫占地800亩,包括99级台阶的四海归一殿,和周长2.5公里的城墙,比广州街难度更大,需要炸掉8座山头。工程到了一半,水渗出来,炸药放进去总是变成哑炮。「后来大家想办法,有人提出来,用避孕套。」说到这一段,徐文荣忍不住地笑,「男子用的避孕套,懂吗?三个县的避孕套全部买光。一炸就炸开了。」

  「我们这个老板是经常下工地。他儿子不是,有领导来了,他才陪一回。」张大帅说,「他跟我谈事也是,不在纸上谈,现场谈,到那儿谈,看过之后,这么办这么办。」

  秦王宫用了8个月造成。开山期间,地貌每天在变,炸出的土石填去低处。有一个夜晚,徐文荣一个人开车去现场,回家时发现路堵上了。那晚伸手不见五指,他辨别不出方向。转了一个半小时,都没转出来,「我不相信鬼的人呢,说今天晚上见鬼了。」他下了车,撒了泡尿,想着把鬼吓跑。

  81岁的张大帅至今仍留在横店工作,他拍过近60部电影,《鸦片战争》是他参与的最后一部。特有的政治意义令其登上当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,但如今,这种现象几无可能,市场性才是院线排片的首要考虑。陈凯歌近年的作品饱受批评,但不妨碍《荆轲刺秦王》被影迷视为良心之作。这部1999年上映的电影票房只有1000万元,放在今天不值一提。徐文荣的造城运动,从最初被动地跟随导演需求,到后来主动有意识地规划、自建,时至今日,再也没有其他影视基地对横店形成挑战。而20年前那个在山间迷路的夜晚,他终于找到微弱的灯光方向,加大油门,越过沟壑,在午夜前冲了出去。

  

  徐氏风格

  人们对徐文荣的评价是,行动力极强。造广州街时候,张大帅深感震惊,第一天谈方案,第二天现场看景,「第三天推土机就上去了」。

  启动的一刻是没有批文的。「横店有一个好处,徐文荣说一句话,底下照办,不要经过这个批那个批,没有这些事情,速度快。」张大帅说。为了抢时间,唯有先开工,但同时进行申报。

  先批后建,是循规蹈矩的做法。「但是谁批呢,不知道。政府不敢批那么多土地。」徐文荣说,「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,那我就创造个理论,边批边建,先建后批,不批也建。」

  这种风格贯穿了徐文荣创业的始终。早在七八十年代,他大量办工厂,上报政府批准,推来推去的,没人敢批。资金尚好解决,土地实在没办法。他信奉「干起来再说」。「他们很多领导干部(感到)很好笑的,(说)徐文荣在乱来了。但是我也建起来了。」2000年时横店集团的总资产超过了70亿元。

  徐文荣说,由于经济成绩有目共睹,金华市分管农业领导曾给横店集团下了一个文件,授权集团享有土地的征用、处置权。那个阶段,横店发展极快,「我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」征地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。他承认,即便有文件护航,换做他人也未必敢像他这么做。这个特殊政策如今早已收回。

  「先建后批」不仅存在于工厂和影视城,就连他在1990年代建起的医院、大学,最初也处于灰色地带。那时乡镇企业不准办医院,徐文荣以职工疗养院之名,行医院之实。至于「横店大学」,后来改名「横店科技专修学院」,听起来是一种降格,实际上是因为后者是经过省教委批准的,而「横店大学」并不是一所真正大学,没有批文,「自己起的名气」,牌子也自己挂的。

  批文姗姗来迟,但最终总会下来的。木已成舟,反而能形成倒逼之势。徐文荣创办横店高中,本不想报批,但后来由于规模扩大,唯有上报。省计委派一位处长实地评估,看到施工已经在进行,大发雷霆,「土地都没批过,房子造好了,叫我来,你想干什么?」徐文荣赶去向他解释,处长还是直接走了。

  徐文荣之后去找省计委主任,两人均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,早就认识。「我今天晚上找你来告状的,你这个处长混蛋。你总有个交代啊,修还是不让修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屁股一拍就走。」

  「你肯定土地没批过。」主任说。徐文荣承认了:「很多孩子上不了高中,我们出发点是好的。」

  「好了好了,我叫个人给你解决一下。」主任说。「你写个检讨书,我们呢,同意你好了。」

  「你只要批,不要说一张检讨书,一百张我都写。」

  「你还有一个问题。」主任说,「你的国际商贸城,占地500亩。你也没批过。」

  「我再写张检讨书可不可以?」

  绕过障碍找上级,是徐文荣擅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2003年,横店影视城已经小有名气,打算申报影视产业实验区,成功后有税收优惠,势必吸引大量影视公司入驻。省委非常支持,操作机构是省委宣传部、省广电局等部门,但最后需要以省政府的名义上报,申报卡在这里。分管的那位副省长不同意。其他领导去做工作,也是行不通。

  所有人都打算放弃了,徐文荣出手了。他给多年的老朋友、广电总局某位领导打了电话,说要去见他。「我明天要开会。」「我不管你开会不开会,明天早上我肯定出发。」「你什么事啊?」「一下子讲不清楚,到了再说。」

  第二天他飞去北京,在那位领导的办公室一直等到晚上6点半。问题很快就解决了,既然影视城已经造好,不涉及用地问题——那需要报批国务院,广电总局就可以批。走之前,徐文荣特地交代该领导秘书,明天一早打电话给浙江省广电局,让他们直接上报,以防再生变故。

  故事的情节就像谍战电影般惊心动魄。次日他赶回浙江,让广电局的人把材料准备好。「没那么快吧?」「叫你赶快报就赶快报,他秘书的电话会打下来的。」「没打下来啊。」「会打的。」对方还在犹豫,电话来了。

  现在,你已经了解徐文荣的脾气了。他是有棱角的。中国商人讲究慎言,而徐文荣似乎站在传统的对面。另一方面,他自有处理政商关系的方法,他将前任地方领导招募到旗下,委以重任,比如集团宣传负责人担任过金华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,一位党委成员曾经是磐安县团委书记,圆明新园的董事长是退休的县电视台台长。不可否认,他们带来了人脉与管理经验。

  某种程度上,「社团共有制」在保护他。「为老百姓服务」,很多企业家会将类似的话挂在嘴上,但至少就形式而言,徐文荣治下的横店集团更接近这句话的实践。上世纪90年代,乡镇集体企业纷纷进行改制,当时横店集团规模已经达到亿元级别,按照政策,徐文荣可以获得至少10%的股份,但他抗拒将股份量化到个人。他创造一个新的名词,「社团共有制」,按照他的说法,在集团之中的劳动群众,才是集团资产的终极控制人。但批评者认为,集体只是个空泛概念,作为其中员工并没有享受到特别的红利。

  总体而言,这个制度延续至今,但在儿子徐永安接班后有了一点变化,增量资产上市后,一定比例的股份分配给高管个人,而存量资产依然是社团共有。徐文荣称自己只领取工资和「一点奖金」。他从未公布过资产,也拒绝入选慈善榜与富豪榜。

  他兴办的工厂带动了就业,很多横店人曾在他的工厂上班。而影视城的崛起,带动了整片区域的繁荣。客栈老板惠祥意回忆,2004年前后,有个老头儿开着挂有「横店人民感谢你,徐文荣万岁」条幅的三轮车,满大街天天溜达。「他后来消失了,我们很多人都知道,徐文荣找人跟他说,你别搞了,你再搞就把我搞完了。」

  说起10多年前的那桩轶事,徐文荣笑了,「个人崇拜是不能弄的,像我们农民,你去崇拜干什么?」

  一切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耿直与鲁莽只有一线之隔,政商关系微妙而复杂,名望与权力有可能反而带来危险,在他的领地上,徐文荣必须实现恰到好处的平衡。放在更广的时间维度,时代先行者与偷步者往往是同一个人。

  匠人与推销员

  在张大帅最初来横店的3年里,他只有一个人,当影视城开始规模化自主建景,他搭建起了自己的班子,主导设计。清明上河图、江南水乡、明清宫苑(即「故宫」)等景均是出自他手。

  没有真正去过横店的人,很容易将这里预设为一个粗陋山寨物的集合地。这不是事实。影视城的起点是爱国主义与商业敏感,但过程却是工匠们日复一日的锻造。资本只是助力。

  一般而言,徐文荣亲力亲为,关注细节——他会叮嘱员工食堂的菜不要太油腻,但在造景上,极为放权。「你是直接对我负责的,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。」他对张大帅说。信任的线头埋在相识之初,两人曾去北海公园御膳坊吃饭,结账时予以免单。徐文荣好奇,张大帅告诉他,「这里好多景是我设计的。」

  如果你去过张大帅的家——那也是他的工作室,你能感到为了建景而准备的资料有多浩繁。在那个两层别墅里,书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,建筑图纸贴得满墙都是,每一个他曾经的建造,都能在这里找到书面来源。为建圆明新园,资料塞满了5个房间。不要说上百组景观,就连12生肖铜像,每一个都配有厚厚的文件架。

  他的员工都用电脑绘图,但他还只懂手工绘图,「比较慢,要很细致」。他有着老派匠人的风范。2005年,他无意看到一张图片,一个年轻人因祖坟被占,忧伤地坐在木头堆上,那是圆明园设计者「样式雷」的第11代后人雷超。他极为动容,找到雷超家,后者当时是一名送水工。他邀请雷超加入了他的工作室,教他设计,还出资10万元,供他上大学学习园林艺术。

  「不要断掉,要传承。」他想着。

  建造与运营,是影视城的一体两面。2001年,影视城在徐文荣的要求下,整合成新公司。殷旭在那一年入职成为运营的一把手。那时主体景区已建成,对剧组免场租的政策也已推行,徐文荣想带动剧组入驻,以影视为手段推动旅游,但剧组一年只有十几个,游客当年也只有50万人次。

  殷旭曾任东阳市旅游局市场处副处长,开发过很多旅游产品。他脑子活络,上任后就意识到,不能让游客只看剧组拍戏,而要让「空房子里面有内容」。他将横店拍摄过的电影桥段摘出来,制作成一系列的演艺秀。他还将棚拍完成的电影场景,搬至景区内,「摆设、道具,全是原汁原味的,一点没差」。这项工作需要未雨绸缪,因为剧组一定会在离开前拆掉所有场景。以电影《英雄》为例,他和张艺谋达成协议,在电影上映后,请美术师霍廷霄专程回来在秦王宫内复建场景。以上改变,再辅以重订的市场策略——将团队旅游的提成奖励归在各个出发城市的营销人员头上,2002年影视城实现盈亏持平,2003年开始每年盈利。

  他负责解决剧组遇到的困难。一名马队的骑手摔死,几十个家属围堵剧组,他负责调停,以自己人身作保,很快达成赔偿、遣散人员,令拍摄继续。张艺谋拍《英雄》时,需要很多人来演大臣,普通群演即便岁数够了又缺威严,殷旭主动介入,去东阳老干部局拉了一车退休公务员过来,问题解决了。这种协助,逐渐发展为成熟的一站式服务,有协拍经理专门对接剧组。影视城拥有一个巨大的道具库,但并无自己的马队、武行、服装、灯光等配套服务,这些服务交给民间,由影视城统一管理。

  与其他所有影视城不同的是,横店有演员公会,于2002年成立。早期横店的群演多是村民,他们按地域划分势力,剧组换景就必须重换一批人。剧组与村民、村民与村民的冲突时有发生。

  打破一个既有的利益格局从来不容易。「我们一家家做工作,每个村的村长、书记,先做通工作,也要给他们利益考虑。我们还是用你原来村里的这些人,我们想一年考评一次,不合格换掉。」殷旭回忆。基础打好,徐文荣是那块定海之石,由他出面组织开会。「老爷子还是很有权威的,他一来,定调了,那就实施了。」从此,由影视城管理的演员公会作为剧组与群演的中介。这是一个良性循环,群演秩序越好,就有越多剧组被吸引而来,而剧组越多,公会才有生存的空间。

  群演是可以有序组织的,旅游市场是可以运作的,对于殷旭而言,真正难掌握的是政策。

  抗日剧最火的时候,红军长征博览城用景需要排队。但热潮过去,造起来的景如果坚持原用,将大量空置。殷旭唯有作出调整,泸定桥、侗族鼓楼这些长征路上的景物本属中国西南,他将整体风格更加强化地域特色,街景与装饰做了许多改造。解放战争的戏,日后更难有拍摄机会,他将革命战争博览城改成民国街。

  殷旭总结,最终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古代的景上。「大家都愿意拍,这是最没有风险的。万一这次卡住了,我再放个10年,古装戏又不会过时的,再拿出来还能拍。那你要拍成其他的有些剧的话,过时的就过时了。魔幻剧啊,网络剧啊,其实也都是跟古装有关。」为此,影视城在后山造了数个宋代府衙,去年新造了唐城和春秋园。

  他承认,即便风向难料,他也会做一些「因势利导」的事情。营销团队使用的宣传语包括:「横店是中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,一年杀死一亿多鬼子,你想不想到横店来看看杀鬼子?」宣传手册上的漫画是,一个鬼子在逃跑,后面追着一个拿着大刀的八路。

  圆明新园

  如果以世俗意义的标准来看,徐文荣早已是个成功者。在儿子接班之后,他可以颐养天年了。但他很快有了新的目标,追寻的过程为他带来痛苦,他曾在自传中用「伤感暮年」来形容这段经历。

  徐文荣在2005年提出要在横店重建圆明园。这个想法源于他听说法国一个历史学家倡议重建圆明园来赎罪。他想,「法国人都承认错误了,为什么不重建起来呢?」他领导的「四共委」负责推进这项工作,与明清宫苑、秦王宫等以拍摄为初衷建立的另外12个外景基地有所不同,爱国主义是圆明新园追求的最大意义。但在外界看来,关键词是一致的,复制。

  争议四起。一种官方的主流意见是,废墟才是圆明园对整个民族起到警醒作用的价值所在,而重修,不仅浪费资源,还涉嫌侵权。2008年,施工尚未展开,就被国土部门认定违规用地而叫停。他认为,核心原因在于舆论的反对。

  徐文荣没有停下来,指示张大帅继续收集资料。大学、图书馆、私人收藏者,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,实地测量也去过无数次。徐文荣在自传中也提到,他的高层关系也动用了,中央办公厅同意中央档案馆帮忙提供资料。

  他遭遇过轻视。他告诉《人物》记者,当他听说建筑学家郭黛姮有47张图纸,他去找她。「你卖给我也可以,租给我也可以,最好是送给我。」郭黛姮拒绝了:「你们乡镇企业建不好的。」她指出,珠海也做过尝试,她给了10个景的图纸,但建得一塌糊涂。「故宫我都建起来了。」「你故宫建得起,不一定圆明园也建得起。」「你带到棺材里去吧。」徐文荣愤而离开。他始终对这次拒绝耿耿于怀,后来郭黛姮要写书,反过来向他要资料,他不肯提供。

  2012年,项目另行选址,重新启动,通过申报。圆明新园仿建了84%的原有建筑,还扩建了40%。某种程度上,它是妥协的产物,也体现出某种市井智慧。省领导建议「多做点外国的」,徐文荣就造起八座外国建筑,代表八国联军。他的说法是,侵略者以野蛮方式摧毁圆明园,中国人以文明方式重建他们国家的标志建筑。圆明新园并非一个整体,而是分布于横店四个不同区域。这是因为,「主题公园2000亩以上都要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,我不麻烦他们。我们拆零,多个项目立项,就是把大的项目变成小的项目。」

  圆明新园在2015年建成。相比其他横店景观,这似乎是一个转折。园内景观极为宏大华丽,目前尚未有剧组得到许可进入。

  他过往对景区甚少干预的作风在改变。他嫌路旁6米一株树木的间距太宽,要求统统改为3米。他至少看过《火烧圆明园》实景演出4遍,提出具体修改意见。在墙身颜色上,他与张大帅发生了冲突。在真实历史中,圆明园宫墙分红白两色,
他认为「白色像老百姓的房子,不像皇家园林」,执意刷成黄色。

  张大帅至今不能认同这一点。他是严谨的「教条主义者」。事实上,张先春才是他真正的名字。「大帅」是陈凯歌拍《霸王别姬》时给他起的外号,导演服他,听他指挥。他肯花心思,把看似不可能的想法付诸实践。有场戏要拍张丰毅拿茶壶拍脑袋,他下了很大功夫,做出了道具,并当着所有人面拍在自己头上,壶碎了,茶水流了一脸。「我要不自己试验,演员敢拍吗?导演敢导吗?」另一次,他指出戏中「号外」年份有误。

  电影产业发生着根本的变化。危险镜头可以通过电脑特效完成。人们更在乎视觉感官冲击,恪守历史细节的人越来越稀有。资源高度集中的年代已经过去,电影不再是神圣的艺术,现在它是商业买卖,是娱乐消费,更讲究投入与产出。为拍一部电影造一座城,几无可能。

  无论如何,横店难以复制了。

  徐文荣说,圆明新园将拍一部「能上央视播放的爱国主义」的剧。他也打算做一点点退让,考虑让一部宫斗剧进入拍摄,他理解剧情没有政治意义,但对方说能上湖南卫视,那将是对圆明新园的巨大宣传,他心动了。

  他的下一步计划,包括复制布达拉宫、兴建中国尼泊尔佛教文化园、在杭州建起南宋古城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他不再是一个商人,宏大的民族主义成为他的叙事主语。他长时间谈论清朝历史是有原因的,他的逻辑是自洽的,他看起来是真诚的。

  接受《人物》拍摄这天,徐文荣将地点选在圆明新园。雨后湿漉漉的石板路很滑,但他坚持不要人扶。他已经老了,只能佝偻着慢慢地走,但这里是横店,只要一直走,往前走,最终他能够踏上他想去的每一处地方。

  「这一大片都是大枫树,」他指着一处绿植,回过头来说道,青砖红墙的背景之下,他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年代飘来,「已经开始出芽了。」

  (实习生车灏楠对本文亦有贡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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